巴黎火光 | “圣母”、民族主义和文化自信
第2324期文化产业评论
当我们还在熟睡的时候，巴黎圣母院正在被大火侵蚀。4月15日巴黎时间18时50分左右，巴黎圣母院失火，失火点位于教堂阁楼处。大火导致其标志性的尖顶坍塌，中后部的木质屋顶完全被烧毁，而其石制的拱顶大部分得以保存。当巴黎圣母院失火事件的发生后，互联网中逐渐开始出现两种针锋相对的声音。这两种腔调的共同点在于将两个文明放置到了对立面，而这恰恰是我们所反对“文明冲突论”。
作者 | 刘立轩
来源 | 文化产业评论
编辑 | 李姝婧
正文共计2830字 | 预计阅读时间8分钟
在落成后的第674天，巴黎圣母院的塔尖被火焰吞没，第一区、第三区和第四区的市民彻夜难眠。
2019年4月15日巴黎时间18时50分左右，巴黎圣母院失火，失火点位于教堂阁楼处。大火导致其标志性的尖顶坍塌，中后部的木质屋顶完全被烧毁，而其石制的拱顶大部分得以保存。
目前起火原因尚不明确，警方表示火灾起因可能与正在进行的翻修工程有关，纽约约翰杰伊学院消防科学副教授格伦科贝特推测，施工明火可能是造成火灾的危险因素之一，火炬上的明火、焊工产生的火花以及其他脚手架上的易燃材料带来的危险都是潜在的灾难。法国多家媒体则认为失火原因可能是圣母院顶楼的电线短路。
巴黎市政府组织了近四百名消防员参与，火势到晚上11点许才得到控制，到16日早上8时左右大火方才扑灭。圣母院的建筑高度和木质结构给地面救火带来极大的难度，而空中救火则很有可能对建筑体造成巨大冲击，导致整体结构的垮塌。
万幸的是，巴黎圣母院中的一部分珍贵文物保留了下来。巴黎圣母院神父帕特里克·肖维在采访中谈到，耶稣受难荆棘冠和路易九世的长袍被及时的抢救下来，十二使徒和四福音像雕塑由于修复原因早在4月11日便从圣母院转移。
火灾发生后，法国总统马克龙取消了原计划的国民讲话，赶赴现场视察火情，美国总统特朗普、德国总理默克尔、英国首相特蕾莎·梅等，都纷纷对巴黎圣母院损坏表达了遗憾。一些巴黎市民自发聚在大教堂前，吟唱祈祷诗。马克龙在电视讲话中宣布将重建巴黎圣母院，并发起国家筹款活动筹集资金。随后法国开云集团宣布Pinault家族将捐款一亿欧元用于修缮工作。有外媒预计重修时间至少需要8至10年。
巴黎圣母院承载太多西方文明的记忆，北京大学法语系主任在接受澎湃新闻时表示，巴黎有三个地标性建筑，分别是因为收藏文物而成为象征的卢浮宫、因为建筑和文学作品以及由他衍生出的所有文明情感象征的巴黎圣母院和代表着现代性意义的埃菲尔铁塔。
巴黎圣母院全称为巴黎圣母主教座堂，是天主教巴黎总教区的主教座堂，约建造于1163年到1250年间。它承载着的是法国宗教、历史、文化等多重意义。
基督教的宗教精神为巴黎圣母院染上了第一重文化底蕴，这是巴黎圣母院的起点。10世纪，巴黎圣母院已经成为整个法国的宗教中心，1160年时，巴黎主教昴熙斯·德·苏利发起教堂的重建计划，并于1163年时埋下第一颗基石，象征教堂开始兴建。。巴黎圣母院号称是最美的哥特式建筑，同时也是基督教教堂建筑美学的集大成者。贡布里希曾经如此描述到教堂在历史生活中的作用：
“教堂过去往往是它邻近地区中惟一的一座石头建筑物；是方圆若干英里之内惟一高大的建筑物，它的尖顶是所有从远处过来的人辨向定位的标志。在礼拜日和进行宗教仪式时，全城的居民都可能在教堂聚会，那巍峨的建筑和它的绘画、雕刻，跟那些居民居住的简陋原始的房舍必定有天渊之别。”
在宗教推动下，巴黎圣母院逐渐从中心化向着其他的领域蔓延，第二重文化底蕴是来自于艺术层面上的，这几乎是与它的宗教意义一并产生。巴黎圣母院内部的穹顶、圣坛、唱诗堂和玫瑰花窗，以及代表性的尖塔，给所有市民、教徒和游客带来的是崇高、静穆和敬意。从社会和时代角度上，巴黎圣母院的建筑美学更是体现了西方文明的风格性和象征性，正如布鲁诺·赛维论述道，中世纪哥特式教堂体现了“渴慕的时代”。另一个方面，围绕着圣母院为中心的文学艺术进一步扩大了这种趋势，尤其是以维克多·雨果的《巴黎圣母院》这一名著为代表。
巴黎圣母院的文化象征性在宗教与艺术层面站稳脚跟后，进一步在政治历史表征上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个屹立了800年的古老建筑在1430年见证了亨利六世的加冕，这位兰卡斯特王朝的末代皇帝为英国带来了血腥、浩荡的玫瑰战争；在1455年见证了圣女贞德的平反诉讼会，为这个英法百年战争中女英雄吟唱；在1804年见证了拿破仑的加冕，为法兰西第一帝国的诞生垫下基石。
巴黎圣母院可以说是西方基督教重镇，也是西方文明历史的舞台，更是西方文明和艺术的浓墨重彩，而我们遗憾的，也正是在客观角度上，作为西方文明乃至人类文明的至宝受损的缺憾。
有趣的是，当巴黎圣母院失火事件的发生后，互联网中的一些声音逐渐开始出现。这其中有两种针锋相对的声音。
第一种，“圣母”的声音。或者说是被指责为“圣母”的声音，这种观点指责那些为火灾悲伤的人们，和曾经互联网上无数次出现的舆论造势一样，发展到极端后，变成了毫无逻辑的谴责——“巴西博物馆火灾你们没悲伤、大马士革轰炸你们没悲伤、阿富汗巴米扬大佛你们没悲伤，反倒是这个时候悲伤？圣母。”
第二种，淡漠甚至是幸灾乐祸的声音。这种声音最为刺耳，甚至更有煽动力，最典型的观点是“天道好轮回”的腔调，将火烧圆明园的悲剧与巴黎圣母院联系到一处，认为这是历史上法国侵略恶行的因果报应。
可以理解的是，悲剧的发生并不能引起所有人的共情，即使有共情很难在程度上达到一致，但这两种刺耳的声音却总是给人一种狭隘的民粹主义与民族主义腔调。
第一种声音，从成因上看，这种声音的出现一开始是反感在借助这次悲剧而夸张的悲伤，或者是反感借题发挥，显示自己“和圣母院很熟”的花式秀。隐隐中有一种上升到“阶级冲突”的论调——“你秀你去过法国，你就是‘肉食者’”，一种劣化的民粹主义腔调。
第二种声音，则明显的狭隘民族主义，央视网评论道：“那些拿因果报应来说事的人，其实不过是狭隘的民族主义在作怪。”“圆明园毁于战乱和野蛮，是历史的伤痕；而巴黎圣母院此次火灾事故是和平时期由消防安全造成的遗憾。两者的相同之处恐怕只因为它们都是世界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类文明史上的奇迹，它们的消失同样是全人类的损失。”
那么，问题来了，这两种腔调的解药是什么？
文化自信。
光明日报在昨天的社论中提到：“因历史恩怨而排外是民粹主义，深感历史上曾经落后挨打的耻辱而奋发图强是爱国心。中国由睡狮到醒狮的转变正是基于全民族强烈的爱国之心。”文章引用了马克思的原文：“如果整个国家真正感到耻辱，那它就会像一只蜷伏下来的狮子，准备向前扑去。”
在巴黎圣母院失火的悲剧后，这两种腔调的共同点在于将两个文明放置到了对立面，而这恰恰是我们所反对“文明冲突论”。主张世界文化多样性，提倡文化交流互鉴是一贯倡导的重点，如果我们不能共情，那么，至少不应该将矛头对准不存在的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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